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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克萊麗莎來說，賽普提姆斯充其量是個剛結束自己生命的小人物，但她卻深刻且近乎精準地將陌生年輕人的死亡，與威廉爵士所代表的權威畫上等號。年輕時的克萊麗莎也曾對生命充滿熱情與活力，也曾和同性友人莎莉之間產生暧昧情愫，但父權社會對於傳統女人角色的期待，漸漸地閹割了克萊麗莎的女性自主意識，將她塑成一個符合標準的「家庭天使」（Angel in the House），溫柔、純淨、並且忠實扮演父權所安排的角色。社會經驗告訴她女人是永遠的「他者」，如同「狂人」。唯有選擇異性戀婚姻，選擇為人妻、為人母的角色，她才能在奉父權體制為圭臬的社會，以附屬品的身分安然存在，像面鏡子永遠反射男性的完整主體。
賽普提姆斯就像是克萊麗莎的另外一個白我，而這個因後天社會化而退居幕後的隱性自我，渴望使用父權規範之外的語言，期盼能有一天卸下多重的社會面具，為「自己」而活，以真實的自我面對大眾。但在社會尚未準備好收納「不同的聲音」與「不同的女性形象」的同時，克萊麗莎選擇一條和賽普提姆斯不一樣的路。她知道唯有進入體制內的婚姻制度、暫時藏身在「戴洛維夫人」的社會角色背後，走入人群且使用體制內的溝通符號，她才有機會得以模糊、甚或消弭疆界的劃分。一方面她為賽普提姆斯的死亡感到欣慰，終究這個善感的年輕人「不再書怕太陽的炙熱」，不需要再受現實桎梏綑綁。
另一方面，她也知道「她必須回到人群中」，必須邀請那些「邪惡」、卻掌控社會秩序的權威人士，以議員夫人的身分交際應酬。但是，縱使舞台上眾人看到的是「戴洛維夫人」，克萊麗莎並沒有從世界上消失，她隨時可頓入閣樓那屬於她自己的小房間，面對她自己。
相較於賽普提姆斯的忠於自我，克萊麗莎採取一種妥協、折衷的方式，以雙面生活迎合社會的期望並護衛自己的本性。某個程度看來，或許克萊麗莎正如同在彼得的內心獨自中所書，是個虛假、太過關心階級與社會的世俗人。
相較於賽普提姆斯的忠於自我，克萊麗莎採取一種妥協、折衷的方式，以雙面生活迎合社會的期望並護衛自己的本性。某個程度看來，或許克萊麗莎正如同在彼得的內心獨自中所書，是個虛假、太過關心階級與社會的世俗人。
然不能否認的是，不論是外在喧囂的宴會或是既定的權威符碼，都沒有全然淹沒克萊麗莎原有的聲音或扼殺她隱遁的靈魂。
反觀同為上流階級的布拉得紹夫人，在「十五年前她就已經沉淪了.…她的意識走入他的（布拉得邵爵士）.…她的屈服是快速的。」自始至終，我們不曾聽聞布拉得紹夫人的本名，因為「她」已經不再存在了。存在的，是一副沒有靈魂的軀殼，永遠宣示對父權體制的忠實。
大本鐘的沉重鐘聲將外在時間組織、規格化，有人全然抵抗（如賽普提姆斯），有人全然接收（如布拉得紹夫人），但克萊麗莎。戴洛維選擇中界地帶（liminalzone），跟著物理時間走，卻也讓流動的自我主觀意識馳騁於不同的內在時空之中。
反觀同為上流階級的布拉得紹夫人，在「十五年前她就已經沉淪了.…她的意識走入他的（布拉得邵爵士）.…她的屈服是快速的。」自始至終，我們不曾聽聞布拉得紹夫人的本名，因為「她」已經不再存在了。存在的，是一副沒有靈魂的軀殼，永遠宣示對父權體制的忠實。
大本鐘的沉重鐘聲將外在時間組織、規格化，有人全然抵抗（如賽普提姆斯），有人全然接收（如布拉得紹夫人），但克萊麗莎。戴洛維選擇中界地帶（liminalzone），跟著物理時間走，卻也讓流動的自我主觀意識馳騁於不同的內在時空之中。
同樣地，雖然在「神聖的均衡」壓迫之下，肉體死亡是一種心靈解脫，但唯有肉體在群體中活著，個體才有可能改變舊的制度、重劃疆界、進而創造新的世界。世界不可能為個人而轉動，因此，游移於外在事件與內在意識的靈魂不僅要學習與自己的孤寂相處，也該學習使用、解構、進而建構群體的共通符碼。
———《戴洛維夫人》，〈游移於邊界的靈魂〉
———《戴洛維夫人》，〈游移於邊界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