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知到千禧一代成家立業遙遙無期的彼得潘困局。」

「這和他的故事完全沒有關係。我猜我只是想跟他說，我們也許都沒有看起來的那麼孤獨。」

「話語一旦要貼近真實，就顯得累贅而渙散，我不知道要如何更好地解釋近萬公里外一個我無法客觀說算是存有還是存在的國家的邊界。」

「什麼是意義？忽然想起來當年也問過這樣的問題，於是又一次明白為何存在主義是個深不見底的地獄。」

「而當代幸福的要領是不要把自我價值建立在別人身上，好像他人即地獄是一句咒語，幸福是一個終會從樹上掉下來的蘋果不容質疑。」

──林禹瑄《夢遊的犀牛》

［集中串］

彼得潘困局是千禧年代的共業

上週日是是睽違多年的謝師宴，被疫情拖延的時間裡我發現我前面的人諸皆凋零，略有難堪地發現自己的年紀早已過了適合任性的時間，咀嚼著自己帶來的蛋糕與他人分享的零碎吃食，猛然被點名起來，老師問我現在在做什麼然後還有在寫嗎。

不免有些囁嚅，寫是還有在寫，但也沒有像學生時代精實，看倒是比學生時代多了那麼一些，好像是因為經濟無虞了有能力多看點外面的、新的東西。
這樣啊老師說著，我卻恍然地發現我似乎是屬於太容易被關注的那種學生。每個場合都有人期盼似地、緊迫地盯著我的字句，而那些我難以框架的文字害羞地貼著紙，連陰影都怕人審閱。
乖巧稱不上，只是太容易累，寫來寫去濕漉漉的無病呻吟，懷疑自己留下的東西是否能作為生命註解，不敢回頭也不敢向前，站上手扶梯後回頭只看見那些破碎的東西。

所以我才會喜歡林禹瑄吧，他的文字漂亮得像是一首詩，《夢遊的犀牛》一書裡她走了十年，看見戰爭隱喻與兩岸危機，登上戰爭版面前三的台灣有種說不出的恨意，而那些遺落下來的人們我彷彿與之共感，想要做些什麼但浩大的時間是沉重的重力，我難以呼吸。

戰爭是把游移的人汰洗掉的方式，剩下的人都是濃墨重彩而堅定不移的顏色

我太嚮往穩定了，我想要一份穩定的工作，一份穩定的時間，又或者是一個可以把自己折起來深深睡眠的時間，於是老師說我在這裡不令人意外但令人覺得可惜，怎麼不往文字或者文學走呢，你是一個適合寫作的孩子

而「適合」應該是讓我安心的詞，但我不免對此感到猶疑，我適合嗎？我甚至不曉得我的文字會飄往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