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一切都無關手術、無關倒數著為生命做出抉擇的時候，疫情期間，我在大學畢業前夕與家中的阿嬤每日面面相覷。說是面面相覷或許只是我自己的想法，因為她總是溫和的，投去視線時總會微笑，那時我說我想換手機了，還未開始工作、僅憑儲蓄只能在便宜的選項裡打轉，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價位上比父母允許的又稍微高了一點點。阿嬤像是逮著機會能偷吃糖的孩子那樣雀躍又神秘地把我拉到房間，塞了幾千塊給我，說不要跟爸媽講，阿嬤贊助你買新的手機。又頻頻地比了噤聲的手勢將我推出去。於是，這就是我手上這隻手機的由來了。兩年後，阿嬤過世了，衣物沒有留下、照片堆放，在離我生活最近的一塊角落，她的禮物我一直帶在身邊，手機裡也總是存著一張他的照片，意氣風發的時候、最後的時候。

可是如今要換掉了，就像在顫巍巍地又多支撐了兩年以後，它終於還是跟不上存儲的容量和毀損的速度，又或者當我移轉以後，仍會不甘地因著想念執著地選擇去修復它可能的故障。在我還不知道將會如何時，又或許我的執念已經先一步給出了答案。

我會保留妳的照片的，阿嬤，新手機裡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