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西佛斯的困境不僅是個體的荒謬，也是集體的宿命。凡渴求權力的組織與群體——無論是國家、政黨，抑或任何形式的集合人——都無可避免地落入推石不止的循環之中。國家為了維護主權，必須持續進行巡防，並在本無邊界之處製造邊界；政黨為了爭取選舉勝利，必須不斷在街頭與網路上製造議題，以凝聚選民的忠誠與激情。
因為主權、政權與邊界本身，從來不是自然所賦，而是理性為了宰制所建構的概念。正因如此，必須不斷透過人為維繫與餵養，才能維持其脆弱的正當性。但這種建構永遠無法真正將「非我群者」轉化為「我群者」——它僅能自我低語強化內部的信念與認同，也就是一種「內宣」式的意識形態運作。
能凝聚集體內部，卻無法真正說服他者；鞏固了疆界，卻暴露荒謬的宰制根本：推動這一切的動力，是掌控的渴望，而非理解的誠意。因為得要承認無法說服，才是溝通的開始。
因為主權、政權與邊界本身，從來不是自然所賦，而是理性為了宰制所建構的概念。正因如此，必須不斷透過人為維繫與餵養，才能維持其脆弱的正當性。但這種建構永遠無法真正將「非我群者」轉化為「我群者」——它僅能自我低語強化內部的信念與認同，也就是一種「內宣」式的意識形態運作。
能凝聚集體內部，卻無法真正說服他者；鞏固了疆界，卻暴露荒謬的宰制根本：推動這一切的動力，是掌控的渴望，而非理解的誠意。因為得要承認無法說服，才是溝通的開始。
老子所提倡的「小國寡民、不相往來」，以及莊子對儒墨的批判，實際上是對一種過度緊密、排他性的集體生命的反省。他們質疑的，是那種將生命完全投注於非自然目標上的行動——不論是國家主權、道德規訓、或政治理想——這些行動往往自命為崇高，實則與生命本有的節律脫節。
這樣的活動，莊子稱之為「害生」。全身心投入如同孤注一擲的賭局，那些投入其中者，將生命的全部從原初的「吃與睡的石頭」轉移，去推動一顆「自負的石頭」——一顆不是命運強加，而是理性自築的天刑之石。成為「以天下為己任」的「肩吾者」，自己承擔自己加諸的重負。
那麼，我們是否要相信——當這些人與人激烈爭執、為理念吶喊時——他們是快樂的？因為那是他們「選擇」的生命方式？是這樣嗎？我們從卡繆的角度來說，要相信摩頂放踵的墨子與背負天命的孔子是快樂的。
這樣的活動，莊子稱之為「害生」。全身心投入如同孤注一擲的賭局，那些投入其中者，將生命的全部從原初的「吃與睡的石頭」轉移，去推動一顆「自負的石頭」——一顆不是命運強加，而是理性自築的天刑之石。成為「以天下為己任」的「肩吾者」，自己承擔自己加諸的重負。
那麼，我們是否要相信——當這些人與人激烈爭執、為理念吶喊時——他們是快樂的？因為那是他們「選擇」的生命方式？是這樣嗎？我們從卡繆的角度來說，要相信摩頂放踵的墨子與背負天命的孔子是快樂的。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
世界之外的問題存在心中，但無從討論起；世界之內的事情可以討論但無需評價；而關於政治制度與歷史遺留的事情，可以評價但無需爭執。區分也要承認有所不能分辨，爭辯中也要同意有些沒有辦法爭論的底線。
只有我們同意彼此不同意，理解我們都不理解彼此，認識彼此無法說服彼此前提下對話，有自由的溝通才可能發生。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不是溝通，那是鬥爭。如果是鬥爭，那說話是多餘的，不如直接開幹吧。說到底回到默然而作的行動上，對於敵人就是開幹或躲避。
巧美的言辭，最終卻如同強迫推銷，一廂盼著買帳，如此宣發只會讓想買的買了，不想買的害怕地躲開。因為推銷傳教的意圖，泯滅了言語的開放性。那麼不說也罷，免得還說砸了。
世界之外的問題存在心中，但無從討論起；世界之內的事情可以討論但無需評價；而關於政治制度與歷史遺留的事情，可以評價但無需爭執。區分也要承認有所不能分辨，爭辯中也要同意有些沒有辦法爭論的底線。
只有我們同意彼此不同意，理解我們都不理解彼此，認識彼此無法說服彼此前提下對話，有自由的溝通才可能發生。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不是溝通，那是鬥爭。如果是鬥爭，那說話是多餘的，不如直接開幹吧。說到底回到默然而作的行動上，對於敵人就是開幹或躲避。
巧美的言辭，最終卻如同強迫推銷，一廂盼著買帳，如此宣發只會讓想買的買了，不想買的害怕地躲開。因為推銷傳教的意圖，泯滅了言語的開放性。那麼不說也罷，免得還說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