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接續這篇介紹的歷史脈絡來看，或是獨立看都可以@Caeures -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後，雅典從霸主墜落至衰敗與混亂的城邦。巨大傷亡與財政崩潰，使得...
在古代雅典，民主不僅是一套政治制度，更被神格化為城邦不可或缺的靈魂核心。公民、陪審員及官員通常必須宣誓效忠民主與憲制，並以眾神為證。挑戰制度的合法性，常被等同於背叛祖先、背叛城邦，甚至被控「褻瀆神明」。蘇格拉底在前399年即因「不敬神明」與「敗壞青年」被處死，阿那克沙戈拉斯、阿爾希比亞德斯、普羅塔戈拉斯等人也曾因宗教案被起訴。這種對民主神聖性的崇信，使得任何對制度提出質疑的聲音，都容易遭到制度性抵制與宗教法庭審判。

雖然雅典被譽為民主的起源，三位哲人也常被視為雅典思想的代表，但他們與當時現實的民主制度關係並不融洽。事實上，在多次戰後激烈的政治清算中，他們甚至被部分民主派視為「賣雅者」——過分親近斯巴達、同情寡頭統治的危險思想份子。哲人們對民主的保留態度與與寡頭份子的社交關係，使他們難以完全脫離斯巴達支持勢力的陰影，亦因此成為政治懷疑與審判的對象。

在雅典民主派眼中，蘇格拉底、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三位哲人長期被視為「親斯巴達」乃至反民主的象徵。這種觀感不僅源自他們對民主制度的批評，也與他們的交往網絡密切相關。蘇格拉底的學生克里提亞斯是三十人僭主中最殘酷的一員，他曾拒絕執行克里提亞斯的命令，但並未公開反對僭主，使他在民主派眼中難辭其咎。安尼圖斯等民主派領袖便指控他「教壞青年、蔑視制度」，並強烈質疑其對公民社會的忠誠。

柏拉圖的親族如其伯父克里提亞，是三十人僭主中最殘酷的一員，他自己在著作中多次稱讚斯巴達與克里特的秩序與教育體制，強調精英統治與哲人治理，使民主派對其意圖與家族的寡頭背景產生警惕。

亞里斯多德雖與斯巴達沒什麼關，卻將民主描述為「貧民的統治」，並區分出「良政」與「劣政」的政體模型，其中扭曲的民主接近「無序的暴政」被視為與僭主政治並列的不良政制。他也強調法治與中間階級的穩定作用，提出「中庸政體」，但他對普通人的集體智慧如何可能超越菁英組成整體的思考，並沒有被當時的政治家仔細考慮，反而因其懷疑民主與其社交背景，強化了民主派對哲人的疑慮。

在內戰與清算的激烈語境中，哲人們無法置身事外。無論他們自認如何抽離，民主派已無法容忍「中立者」的存在。他們的言論、學生、家族與思想都被政治化，無法豁免於那場以民主為名的對抗與標籤。

同時，雖然亞里斯多德是西方政治哲學的奠基者之一，但他在當時雅典政治現實中的影響力實際上相當有限。亞里斯多德出生於馬其頓的斯塔吉拉，父親曾為馬其頓王室御醫，這使他自幼便與馬其頓宮廷有密切關係。日後，他更受聘為馬其頓王子亞歷山大的導師，這層關係在雅典人眼中，難免沾染「外邦親王的教師」這樣尷尬的政治色彩。

與其學生亞歷山大大帝的緊密關係相比，亞里斯多德與當代雅典政治家的互動，尤其是與堅決反對馬其頓霸權的民主派領袖德摩斯梯尼之間，幾乎沒有直接交集。德摩斯梯尼作為雅典抵抗馬其頓擴張的代表人物，堅守民主制度並強烈反對王權體制，與亞里斯多德的精英政治觀與法治主張形成鮮明對比。雖然亞里斯多德在《修辭學》中曾以德摩斯梯尼的演說為例進行分析，但這些多為理論探究，兩人既無學術往來，也未在公共事務上有實質互動。

此外，由於亞里斯多德並非雅典公民，無法擔任公職或直接參與政治，也因此限制了他在政策層面的影響。前335年，他在雅典創立的利克昂學園雖培養出不少學者，但極少孕育出積極介入議會的政治人物。他對後世制度設計影響甚鉅，主要體現未來的思想傳承，而非當下政局。他的哲學確實深刻，但在雅典恢復民主與自我主權的歷史現場，他的身影卻頗模糊。

亞里斯多德也面臨類似蘇格拉底的命運。前384年，他生於馬其頓，在青年時代受教於柏拉圖，後成為亞歷山大大帝的導師。這段馬其頓關係，使他在希臘對抗馬其頓的激烈氛圍下，成為親馬的標靶。前323年，當亞歷山大驟逝、希臘城邦掀起反馬情緒時，雅典再度祭出宗教罪名，控亞里斯多德褻瀆神明。不同於蘇格拉底，他離開雅典，避居卡爾基斯，並留下那句歷史性的話：「我不願讓雅典再次犯罪於哲學。」隨後便於前322年逝世。

在民主與城邦宗教的名義下，雅典人並未總是寬容哲學，尤其當思想視為親寡頭、親斯巴達或親馬其頓時，容易被貼上「腐化青年」、「褻瀆神明」的罪名。在戰敗、內亂與復興的浪潮中，民主派擁護民主為城邦的神聖基礎，不容許中立或質疑者。他們將哲學家與敵國同盟者劃上等號，使思想與政治無法分離，讓言論自由在民主城邦黯然退場。

然而，蘇格拉底作為老兵堅持在雅典接受死刑，這不僅是對自己哲學立場的捍衛，也是對「身為雅典公民」角色的承認。他相信在體制內承擔責任，是對雅典的信賴。

相較之下，亞里斯多德是外邦人，則是種反諷、冷靜的距離。他更傾向尋求替代方案。對他而言，哲學不在於殉道，而在於持續保存理性與秩序的可能。

一人選擇殉身與雅典共存亡，一人選擇離去保存哲學本身的未來。他們的分歧，不只是面對生死的勇氣，還是對民主的評斷與對雅典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