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可以稱得上全世界被調查得最詳細的殖民地，卻因為不是西方對東方，殖民經驗被嚴重忽視。普遍存在歐洲殖民政權的知識冷感，並不適用於日本人對台灣。

殖民知識是關於被殖民者的科學、國家生產的數字。有人認為統計在台灣盛行是因為後藤新平要以此說服「臺灣賣却論」，但更深層的原因是政治理性。

統計可以研究大規模的現象，又不需要獲得細部知識，效率高。然而，一旦數字和事實畫上等號，數字和調查就變成統治和干預的藉口、研究殖民主義變成研究殖民者分配給被殖民者的角色。

作者以《臺灣社會運動史》舉例，其中調查包含秘密文獻、海報、談話、口供重要幹部的個人資料等，毫無秘密可言。透過保甲和警察，監視對象可以擴大到社會的每個人。

後藤新平曾說，「殖民是一種生物學的政治」，而殖民生物政治就是知識的政治。土地調查局是日本的規訓權力開始運作的第一步，代表殖民權力的確立和知識體系的建立，讓殖民地變成可以翻閱的書、國家取代地主和頭目，藉著數字來統治。人口普查是歷史的必然，因為被殖民者比殖民者更個體化、需要被知識化。臺灣人慢慢變成生命政治治理的對象，但這跟人文主義無關，是把臺灣人當作有價的財產。每個人都有一個極端清楚的位置，被吸回權力為他們準備好的地方，不知不覺進入一個全新的殖民治理性，權力則逐漸依賴正確的知識。

臺灣人類學奠基在外來殖民者手上，這些「第一次」是一種權力的展示。當我們說權力不喜歡真理、總是在想像，實際上是在幫權力解套。臺灣人絕對不是被錯覺統治的，而是數字和事實。

被殖民者一點都不沉默，權力很多時候鼓勵被殖民者發言，他們往往別無選擇地誠實訴說，這種告白機制本身就是權力的效果，強迫發言比壓抑聲音的權力更難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