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執行後，當天或隔天中午則會傳該案未判處死刑者前往法庭，聆聽軍法官宣判，並給予判決書。但也有不少當事者根本未經法庭宣判的程序，甚至未給予判決書，就由獄方簡單告知「刑期幾年」，接下來便展開漫長的牢獄歲月。」

「但是生教所同時有嚴格的分數考核，成績未達標準者，即使刑期已滿也不允許出獄，甚至還將部分成績較低者送往小琉球警備總部職訓第三總隊，進一步進行嚴苛的體力勞動作為懲罰。」

買的時候其實沒想到這本一開頭就先解釋的在台共產黨，也只有背景清楚了，才知道那些未曾送達給親屬的遺書的背後

「「歷史真相」是什麼？作者們絕對同意，絕不是直觀意義上那種「百分百真相」──早在政治暴力碾碎許多人命時，「真相」注定會殘缺不全。譬如我們可以看見一紙政治犯於一九五○年代留下的遺書，卻無法真正知曉他在書寫當下，每一分、每一秒的心境轉折。對於何謂「真相」？我們傾向詮釋人類學大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的看法──「真正的無菌空間並不存在。但是，不代表在醫院中的無菌空間（實際上仍存在有限細菌）與在地下水道動手術，就毫無差別。」所謂追求真相的旅程，原本就是在一片荒蕪中「相對逼近」的過程。即便我們永遠得不到完整的真相，但基於更多證據所建立的詮釋，比起憑空的臆測，還是「相對」逼近了那個永不可企及的完整真相」

「必須強調，對於政治犯家屬來說，「詮釋空白」是極痛苦的歷程。重視的人莫名死去，甚至連屍體也下落不明，更不曾知曉最後的訣別也被國家沒收。一切的記憶，就只能從有限的、禁忌的、公共拒斥的、街坊流傳的碎片中，盡量組構出自己能理解、也能勉強說服自己的「來龍去脈」，好讓「莫名」的悲劇變成「可理解」的悲劇。這些故事，甚至潛藏在一種抵禦汙名的渴望──「國家說我的親人是叛國的『匪諜』」，「不是、不是、不是，我的親人怎麼可能是恐怖的『匪諜』？這麼好的人，一定不可能沾到國家口中禍國殃民的共產黨」，「因為他不是共產黨，所以他不該死，家人也不該承受這樣的痛苦，這就是國家犯的極大錯誤。」

藉此，家屬對於悲劇的凶手是誰？意圖為何？如何評價凶手？都可以立基於這樣的記憶版本，作為支持自我的支柱，並且讓所有在公開場合無法表達的悲傷與憤怒，能在最私密的心靈世界中稍稍得到宣洩。」

「總結地說，本書想要超越「無辜受害者」與「抗爭英雄」兩種常見形象，但並沒有想提供任何一種替代的大敘事。我們也不僅僅從政治面去詮釋與追憶政治犯的死亡，更想同時呈現政治犯生前關係的綿密交織，與政治暴力的創傷，如何同樣深刻地撕裂了親友的生命軌跡，構成了倖存者數十年間未能完全化解的課題。至於敘事本身的空白、遲疑、停頓、矛盾、猶豫處，反映的正是「國家暴力確實來過」──暴力奪去了人們的性命，也奪去了某些記憶的可能。」

至於為什麼遺書無法送達

「民國五十九年六月一日的軍法處簽呈裡，記載「陳良致其母、兄遺書內稱：『這條路時時都有降臨在每個人身上的可能。』、『該為時代犧牲的孩兒而驕傲』之句，似亦有暗示『臺灣獨立』為『時代』使命之意。……遺書，似不宜送達其家屬，而免發生不良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