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二代的研究多集中在北美和西歐，尤其是父母雙方都是移民的家庭。學者最關心的問題是移民二代是否能夠成功「同化」，又如何影響其社會流動、發展軌跡？。根據歐洲移民到美國的經驗，移民後代普遍得以在語言、價值、生活方式上習得盎格魯薩克森（Anglo-Saxon）新教徒的主流文化，並得以向上流動成為中產階級，換言之，先透過「文化同化」再達成「結構同化」。這樣的觀點被後來的學者批評過於簡化，假定同化是單一線性的軌跡。

我們可以進一步發問：如果移民二代不再需要透過抹去移民背景與族群差異而融入多數，族群對於移民二代的意義與作用為何？

首先，族群可以成為移民後代的認同選項（ethnic option）。Gans、Waters等學者用「象徵族群」（symbolic ethnicity）的概念，描述在美國的歐洲裔移民後代或是混族裔背景的白人中產階級，選擇性地使用族群符號（如音樂、食物）來認同自己；即便他們與移民母國缺乏語言或親族的連帶，還是可以懷舊地追溯到祖先的歷史。比方說，義大利移民後代儘管不會說義大利文，也可以強調他對比薩餅的熱愛，以及身為義大利裔美國人的驕傲。

不過，這樣的觀點太強調族群認同作為個人選擇，忽略了種族主義的權力不平等。例如，亞裔後代不論「同化」程度，經常仍被視為「永遠的外國人」，對他們來說，「亞洲人」更像一個強加身分，而非個人選項。

其次，族群可以成為重要的資本，幫助移民二代進行文化協商與社會流動。

移民二代不同的流動軌跡。

第一種軌跡透過教育成就向上流動、融入白人社會，但稀釋族群認同。

第二種軌跡出現「二代衰退」，不是因為無法成功同化，反而因為他們「美國化」的方向是融入都市少數族裔，導致向下流動；例如，墨西哥、海地背景的二代青少年，由於融入城市內區街頭文化而
Portes及其同儕提出「區隔同化論」（segmented assimilation）來分析
(ethnic capital) —
衍生中輟、幫派等問題。

第三種軌跡「選擇性涵化」（selectiveacculturation）是這些學者認為比較理想的融入模式，二代在追求階級流動的同時，仍與移民社區維持緊密的社會連結與文化認同。

周敏研究美國的越南與中國移民，發現族裔經濟提供的文化資本—她稱之為「族裔資本」有跨階級的影響。不只是高社經地位的移民，得以將其階級優勢轉化為子女教育資源，社經地位偏低的移民家庭，也可以透過與同鄉社群的資源共享，如華人開的補習班，協助下一代向上流動。

此外，晚近的亞裔後代也動用移民母國的文化資源，如華人流行音樂、K-pop、寶萊塢電影，來打造雙族裔認同。呼應跨國主義學者所言，移民與母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和情感連繫，對二代的身分認同也可能產生持久影響。

第三，也是本書主要採取的理論角度，我們可以用界線的概念來分析移民少數與在地多數之間的關係。

傳統的「同化」概念描述個人層次的跨越界線（boundary crossing），並未挑戰界線的區隔，如移民二代習得主流族群的語言、口音與生活方式，甚至可能蒙混過關（passing）為主流族群的一分子。

「新同化主義」（Neo-assimilationism）學者Alba與Nee則試圖擴充「同化」的定義，描述族群界線變得容易穿透，或是族群間的區隔與差異變得不明顯。比方說，跨族群的通婚與接觸增加，顯示族群區隔變得模糊（boundary blurring）；族群界線也可能出現位移（boundary shifting），讓外群變成內群。例如，二十世紀初歐洲移民被納入美國社會的過程，逐步擴大了美國在地對「白人」的定義。當愛爾蘭人、義大利人、猶太人初到美國時，並不被主流的盎格魯薩克森族群視為白人。隨著這些移民後代透過教育取得階級流動，逐漸搬離如「小義大利」這樣的族裔飛地（ethnic enclave）、移入中產階級郊區，逐步消弭與主流族群的社會與地理區隔，慢慢被包含在今日「白人」的範曠中。

雖然空間區隔是顯示社會界線最具體的方式，還是有許多區分移民與主流社會的非實體界線，在不同的社會也有所差異。Alba的比較研究發現，在歐洲，公民身分、語言等界線都已經變得容易穿透，宗教的差異，尤其是基督徒與穆斯林之間的壁壘，仍被視為難以跨越的鴻溝；美國的狀況則不同，膚色階層與種族區分仍然鮮明，是主流社會排除移民的最主要界線。

非白人的移民中，墨西哥裔移民由於持續跨越邊界、補充勞動力，並未如新同化主義理論所預期造成族群邊界的柔化或消失，一方面，墨西哥裔後代可能透過與新近移民的互動，或者主動選擇此身分，而強化、再生族群認同（replenished'ethnicity），另一方面，隨著美國本土主義的興起，「無證移民」的汙名陰影籠罩著整個墨西哥裔群體，強化區分與歧視。

此外，穆斯林移民及其後代，在美國經歷九一一恐怖攻擊後，也因地緣政治而飽受排斥。sadeghi用「地緣政治汙名」這個概念描述移民接收國與來源國之間的地緣政治緊張，造成對特定移民群體的汙名化與歧視，例如，美國社會將穆斯林人民整體汙名化為潛在的恐怖分子。

在我看來，地緣政治汙名的生產涉及「層次壓縮」與「尺度混淆」兩個過程，一方面，鉅觀層次的地緣政治衝突，被轉化、投射到微觀層次的人際互動，另一方面，少數移民的失格行動被擴大為整個群體的標籤化，模糊了個體與群體、局部與整體之間的界線。」

「在臺灣，移民納入過程中最難穿透的社會界線是什麼？臺灣作為一個多宗教的社會，宗教的支配或排除效果並不明顯；語言、公民身分雖然是移民社會適應的重要因素，但多數婚姻移民都能夠在短期內取得公民身分與本地語言能力。我們不能將歐美的種族概念直接套用在臺灣。雖然，身為多數族群的臺灣人，有如美國社會的白人，占據支配性的位置；但我們也必須從臺灣的歷史中，看到「臺灣人」的指涉與界線持續變化，同時，放在全球的脈絡中，臺灣人仍然從屬於膚色、國家交織而成的權力階序，因而呈現更為複雜的「階層化的種族化」，在貶低東南亞移民工作為「低劣他者」之際，亦仰望西方（白）人作為「優越他者」。

具有跨界或閾限 （liminal status）特性的混血子女，可能被社會貶低為人種退化、也可能象徵可欲的優勢（見Box 2「混血」子女的社會建構）。比方說，臺灣與西方白人通婚的「混血兒」，經常被認為在外貌與階級上地位較高；但隨著臺灣民眾對於多元文化與東南亞觀光的興趣提高，混雜也可能連結到國際化，或洋溢異國風情。

同時，族群或文化的「類同」，未必是正面的，在兩岸地緣政治日益緊繃的情勢下，中國新移民雖然與臺灣文化與語言相近，甚至還被《中華民國憲法》 視為「國民」，卻反而可能被視為跨界滲透的潛在威脅。換言之，地緣政治是一個影響移民整合的重要界線，在臺灣尤其關鍵，移民接收國與移民來源國之間的地緣政治關係，可能衍生對於移民正面（東南亞，納入）或負面（中國，排除）的劃界。」

———

「Jessica Vasquez研究墨西哥移民第三代時，也觀察到類似的現象，她稱之
•
為「讚美的他者化」（complementary otherization），人們對於特定個案的讚美，不論是基於成就、學業或美貌的「例外表現」，同時意味著對於「墨西哥人」這個族群整體的貶抑與他者化。16對於許多新二代來說，老師出於善意的鼓勵或肯定，可能在無意間強化刻板印象，讓新二代感知到身分汙名、造成隱性創傷。另一層的心理負擔是，許多受訪者意識到被外界凝視、期待向上流動，造成無形壓力，必須不斷自我證明，同時持續懷疑自己是否「不夠努力」。此外，個人的努力與表現也經常被「收割」，被學校或是補助單位作為種族樣板，二代之間也因為學業成績、補助資源而有階層高低。」

「東南亞移工的汙名為何對東南亞新移民子女造成影響？首先，這是一種「部落汙名」（tribal stigma），將東南亞或個別國家視為一個同質群體，將移工、婚姻移民，甚至是二代都「混為一談」（Iump together）。其次，這樣的交織汙名，混雜了族群與階級的不平等，婚姻移民得以歸化成臺灣公民被納入共同體、向上流動，但被排除入籍的移工，位居勞動市場的最底層，是永遠的外國人。陳毓文的調查發現，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自己的父母曾被誤認為外籍勞工」，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不希望外籍家長來學校，其中更有八成表示其家長曾被誤認為是外勞。

#03 「臺灣新二代可見的外表差異並不明顯，多數人在臺灣出生長大，跟其他同儕的生命經驗也多有類似。因此，他們的身分差異多透過特定情境才被指認或標舉出來；此外，經常也跟外部的連結有關；與受汙名的外來者的連結，讓土生土長的新二代也面臨被排除在共同體界線之外的風險。許多臺灣東南亞二代被同儕連結到東南亞外勞相關的負面刻板印象，這樣的「部落汙名」透過混為一談的社會劃界，強化種族與階級的交織汙名。中國新移民子女遭遇的外來者汙名，則是「地緣政治汙名」，當國家、政黨、人民等不同尺度的「中國性」被混為一談，新移民及其子女被視為對臺灣不忠的嫌疑犯，甚至是國家安全的破口。

我們的訪談資料顯示，不同世代的新二代經歷的學校生活經驗有所不同。我們的受訪者中近四分之三出生於一九九六至二〇00年間，另外四分之一出生於二〇〇〇年後。前者在強調族群同質、文化同化的大環境成長，普遍經歷老師在課堂上用公開舉手的方式強迫「出櫃」，以及同學對於身分差異的嘲諷。比較年輕的受訪者從高中開始就接觸到新南向政策，申請大學時也有機會將多文化背景轉化為機會與紅利。老師或同學對於他們的族群背景更多是正面支持（鼓勵、好奇、特別）或中性回應（覺得沒什麼）。世代經驗差異顯示巨觀政策的變化—從同化主義轉移到多元文化，提供有關族群差異的不同詮釋框架，對於微觀的人際互動有具體影響。

新二代的學校經驗也有生命階段的差異，通常在中小學階段經歷最多與身分相關的嘲諷、微歧視，甚至是霸凌。這是因為以班級為單位緊密相處的校園生活，強調群體主義與制式管理，與同儕不同更常被視為「奇怪」而非「特別」。男性受訪者相對經歷更多與身分相關的霸凌，尤其在全男性的學校或班級中，青春期的躁動加上陽剛特質的性別文化，強化了男生以貶損別人，來創造自我價值的人際互動模式。進入大學以後，社交網絡變得分眾、融入整體的互動壓力降低，大學課堂與校園也相對重視個體性的發展。我們在下面章節將看到，這讓新二代有更多的空間去摸索不同的方式來定位自己的身分認同。

然而，對於臺灣中國二代來說，大學環境反而強化與中國背景相關的地緣政治汙名。

被稱為「天然獨」的年輕臺灣世代，相對於年長世代更傾向認同自己是「臺灣人」（而非中國人或「都是」），並傾向以臺灣政治經濟成就、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等「臺灣共同體意識」，而非族群或文化，來構成臺灣人的定義（參見Box 3J臺灣青年的國族認同）。經歷太陽花等學運及政治事件洗禮者，更容易感受到同儕之間對於中國打壓臺灣的不滿，甚至衍生「範瞻汙染」、「歧視歸因」等社會心理效果，對於跟中國相關的人事物衍生地緣政治汙名。

隨著進入大學生活與科技媒體的中介，人際互動的場域更多轉移到社交媒體，快速留言與匿名身分，讓全稱性的仇根言論（「中國人」作為一個同質群體）更常出現，也讓中國移民子女擔心被混為一談。如李依靜的一位受訪者所說：「因為關係愈來愈緊張，就像你在滑一個FB的貼文，然後底下在罵中國人，你就覺得那他不會也討厭我吧？」
馬映卿對緬甸華僑二代的研究也發現教育程度是影響受訪者如何管理族群身分的最重要因素：沒有念大學的緬華二代，較常掩蓋與東南亞或緬甸相關的身分，以避免外勞的部落汙名；相反的，讀大學的緬華二代傾向標榜緬甸認同來實現多元文化紅利，同時，對於家族身分中涉及「中國」、「祖籍」的部分較為敏感，以迴避與中國相關的地緣政治汙名。

隨著政策脈絡與文化框架的改變，新二代對於自己的移民背景與混雜差異，有更多發言詮釋、改寫意義，以及管理身分的空間。在後面的章節中，我們將看到進入大學、邁入成年的新二代，如何發展出不同的認同策略，來定位自己、協商界線，以緩解族群創傷、對抗社會汙名，或迴避地緣政治衍生的負面標籤。」

#04 「我將臺灣東南亞二代對新南向政策及雙文化身分認同的反應區分出以下四種傾向：光譜一端採取多數認同（majority identity），覺得自己就是臺灣人，這些計畫與我無關；另一端則擁抱差異（embracing difference），認同自己的雙文化身分，並積極轉換多元文化紅利；居中處境者，雖認同二代身分，也曾經接觸相關計畫，但對於新南向政策有所抗拒（resistance），或是使用相關資源時感到矛盾（ambivalence）。我們可以將這些傾向理解為一個連續性的光譜，或是一個認同的地圖。新二代是一個異質的群體，依據他們的教育成就、學科主修、性別、子女排行，以及家庭、就學與移動的經驗，發展出不同的傾向。隨著生命階段或社會情境的變化，個人也可能在這個認同地圖中轉換他們的位置。」

「新南向政策翻轉了社會看待新二代的框架，但並未擺脫以下化約的身分論。
一方面，本質論式地錯誤預設文化能力是血統或出生的「自然產物」（只是過去視為對同化的干擾，如今是多元文化的加分），另一方面，將他們的成就與機會化約為偶然符合政治正確的「身分紅利」（剛好生在這個位子、這個時刻）。這兩者都忽略或化約他們的努力，以及這個「身分」所蘊含的另一面：需要透過更多努力才能擺脫難以克服的結構困境，包括社會階級與少數族群的雙重弱勢。」

「結合地緣政治與多元文化的新南向政策，像是一盞燈塔，光照進在大海中載浮載沉的臺灣東南亞二代，賦予他們選擇或宣稱雙族裔認同的正當性，甚至投射閃閃發亮的「新二代」光環。同時，擁抱國際化和文化多樣性的大學創造了一個沃壤，讓臺灣東南亞二代青年有機會將移民背景與文化差異轉化為自我檔案的特色與多元文化紅利，藉此浮游上岸、尋求階級翻身的機會。然而，這樣的雙認同身分並不意味著國民/移民界線的模糊，而是國民界線的延伸，因為新二代必須首先是國民主體（臺灣人），再加上母系文化作為次要身分；換言之，這是一種「添加式認同」，二代與移民母國的連結，不能影響對臺灣的認同與忠誠，甚或應該用來成就臺灣的多元文化與地緣發展。
對比起來，雙文化認同策略對於中國第二代來說並不太可行，在第六章中我們會看到，臺灣中國二代面臨的是地緣政治汙名以及衝突的認同

「多元文化是個好生意」，有人這麼說。許多企業與市場已成功吸納多元文化作為賣點，但也被批評將少數族群收編進資本主義，忽略結構性的壓迫與不平等。同樣的，新南向政策帶動的地緣政治多元文化體制，雖然開始正面肯認東南亞移民的文化差異，但在功利目標（有助國家發展的經濟生產力與地緣政治利益）的驅動下，可能造成以下問題。

其一，去政治化的多元文化：對文化的理解淪為表淺的消費與修辭，迴避了族群間權力不平等的結構議題，同時也削弱了文化作為集體權利的批判力量。

其二，將新二代分門別類（compartmentize）：學業成績好或中產階級身份的「成功」新二代，相對於「不成功」的新二代，得到更多的資源機會與媒體關注。又如，相關政策集中在有助於建立外交連結的東南亞新移民子女，而將具有潛在政治風險的兩岸婚姻隱形化。

面對多元文化政策的召喚，有些臺灣東南亞二代積極將身分標籤與文化背景轉換為機會與資源，幫助他們在新自由主義的賽局中拚搏向上流動。然而，這樣的個人主義策略也讓他們負擔許多心理成本。上述政策期待他們扮演「成功」的樣板，並在媒體前展演劣勢背景、訴說人生翻轉；新自由主義體制歌頌的唯才迷思（myth of meritocracy）—彷彿人生際遇都由個人能力決定，掩飾了結構的不平等—讓他們被質疑受惠於「身分紅利」、而非「公平競爭」。此外，由於既有政策體制消費文化碎片、缺乏對移民社群的支持，沒有機會浸潤於母系語言或文化的新二代也經歷「文化冒牌者」的焦慮，或索性跟這個身分保持距離。我們應如何看待多元文化，以及與新移民子女的關係？本書的結論將會回到這個議題。」

——
我覺得可能因為我自己是移民身分，所以看這本書覺得很有趣。

包含他裡面提到新二代受訪者覺得自己母親已經拿身分證了，還是被當成越南人，很不平。

我就思考了一下，欸，我入籍了也是被當成台灣人啊。不過我是沒什麼困擾⋯🤣

#05 「本章也討論我稱之為「海航二代」的案例，所謂海航二代，指的是二代子女以逆反方向遷移到父母的原生國度。由於「返鄉遷移」（returnmigration）較適合描述一代移民，二代的逆向遷移被學者稱為「尋根遷移」（roots migration）或「祖國遷移」（ancestral homelandmigration）。近年來有不少北美的亞裔移民二代回到日本、韓國、臺灣、中國、越南等地工作，他們之所以遷移，或為把握亞洲的經濟機會，或為逃避北美的就業低迷與種族歧視，「介乎其中」（in-betweenness）的身分為他們帶來橋接雙邊文化的工作優勢，卻也可能造成進退維谷的認同困境。」

「離婚返鄉的移民母親，小心翼翼地保存孩子的父系國籍作為重要的「血緣資本」或「未來資本」。在金賢美的研究中，與南韓男性結婚、離婚後帶著孩子返鄉的越南母親，多讓孩子保有南韓國籍，甚至讓孩子去學韓文，以維持跟韓國的文化連繫作為「未來資本」，讓返回韓國、與父親團聚成為孩子未來經濟的安全網。'Seiger研究菲律賓長大的日菲混血子女，俗稱JFC，也有類似發現。日本政府在二〇〇八年修改《國籍法》後，日本父親透過DNA基因鑑定確認非婚生子女的血緣關係後，後者得申請日本國籍，加上菲律賓在二〇〇三年後允許雙重國籍，日菲混血子女得以仰賴「日本血緣」作為爭取權利、尋求流動的重要資本。」

「海歸二代與海航二代皆具有「介乎其中」的族群認同位置，並凸顯遷移脈絡如何形塑族群認同的流動性。不論居住在臺灣或海外時，他們的認同位置都座落於「介於本地人與外國人之間的中介之閾（liminal space）」。1。他們在不同國度生活的遷移經驗，提供了不同的空間場景與人際互動關係，讓他們養成Du Bois所說的「雙重意識」（double consciousness），不斷透過他人之眼來觀察自己，讓這些二代反思社會劃界的邏輯，也不斷校正定位「我是誰」的主體位置。

海歸二代的遷移軌跡，呈現階級兩極化的差異經驗。高社經地位的海歸二代，在海外就學時，或選擇臺商學校以與臺灣教育接軌，或就讀國際學校來培育英語文化資本，這些成本不菲的教育投資，讓他們在返回臺灣後的教育轉銜較為順暢。在標榜國際化的校園裡，他們「世界人」的經歷或認同也比較容易受到肯認；在新南向政策的脈絡中，他們的階級優勢或文化資本，也幫助他們以「非典型新二代」的形象，得到媒體關注及資源挹注。

社經地位弱勢的海歸二代，許多經歷以下生命軌跡：他們的臺灣父親與東南亞母親的婚姻或伴侶關係破裂，不論是正式離婚、非正式分居，或是婚外生子；他們由單親母親或是外公外婆共同撫養長大，多接受當地語言的學校教育，成長過程中雖被同學或鄰居視爲「外國人」或「臺灣人」，但他們多半對臺灣一無所知。來臺後在語言、文化和教育銜轉上面臨高度門檻，學校端也缺乏充分的支持。此外，中文能力有限的海歸二代較難掩飾自己的族裔和文化差異，因而遭遇更明顯的社會排斥或歧視，經常在人際互動中被視為「永遠的外國人」

雖然上述跨國婚姻子女在海外成長過程中已經積累充分的族裔資本——語言能力、文化知識和跨國連繫，似乎更符合新南向政策對於新二代的想像與期待，但他們在地緣政治多元文化主義的國家計畫中被忽視、甚至被排除。
「非婚生」子女和新移民母親的前婚生子女，尤其標示出地緣政治多元文化體制的邊界—新二代必須先是臺灣人，才能附加母系的雙文化。隨著臺灣人口逐步納入更為多元的移民來源、挑戰與擴展「臺灣人」的既有界線，我們需要看見跨國婚姻海歸子女、以及其他移民工子女的不同經驗，並提供具文化敏感度的教育銜接措施與社會支持。」

#06 「隨著中國對臺灣的武力威脅增加、兩岸關係日益緊繃對立，夾在中間的臺灣中國二代，如何協商中國背景的「地緣政治汙名」（詳見第三章），並定位自己是誰？根據訪談資料，我指認出臺灣中國二代採取的四種不同身分管理策略。在地緣政治汙名的影響下，最常見的策略是認同多數（臺灣人），不論是淡化中國背景或是強調對臺灣的忠誠；其次，採用蒙混過關的方式，將臺灣中國二代身分轉化為其他汙名比較低的族群身分（如外省人後代），或是有意識地「矯正」差異以及選擇性地呈現其生平第三，一些受訪者很有創意地使用重新調整尺度來管理他們的中國身分，試圖建立一個去政治化的多元文化敘事；最後，有些受訪者試圖建立新的在地認同，尋求當地社區的融入或與其他二代子女建立連結。

我要再次提醒讀者的是，這些身分管理策略是動態的過程，以下的分析也會顯示個人如何基於不同的社會脈絡、生命階段，而採取、調整相應的策略。」

「公民身分與成員共同體的基礎為何？學者區分出不同的模式，包括強調形式權利、多元文化、比較「薄」（thin）的公民（civic）模式，以及重視血統、族群、強調文化同化、比較「厚」（thick）的公民身分模式。“在我們的訪談中，也可以看到新移民子女採取不同的公民身分模式來定位自己的認同。」

「語言或口音雖然標誌出一個人的族裔背景，也可以成為一種高夫曼所說的「去識別符號」（disidentifier），這個符號凸顯現實與期望的不一致，幫助受汙名者解構或迴避刻板印象。“在這裡指的是，中國新移民子女被預設與中國連結、不會說臺語，「很會說臺語」便成為一種去識別符號，讓他們可以藉此隱瞞中國背景，或是展現自己愛臺灣。」

「外省人和中國配偶這兩個群體，代表不同歷史階段從中國移居臺灣的移民，並連結到臺灣之外的中國政權。前者在一九四九年前後跟隨國民黨政府撤退到臺灣，後者則來自宣稱要收復臺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代外省人及其後代已逐步被納入了李登輝政權在一九九〇年代發展出的「新臺灣人」政治論述，「中國籍貫」的登記在國會全面改選成為改革方向後逐步消失，包括一九九二年立法院修改《户籍法》，將戶籍登記的基礎從「父親之本籍」改為「本人出生地」，各項調查改採「臺灣族群」（包括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外省人）等四大分類。。相對起來，中國新移民仍然在持續的兩岸緊張關係中處於「內部外人」（outsider within）的位置。」

銘修意識到他稱為具有「福佬沙文主義」色彩的臺灣國族主義論述中，臺灣中國二代與外省人都是受汙名的身分；他有意識地「蒙混過關」為後者，一方面，如高夫曼所說，受汙名者透過蒙混為另一個汙名較小的身分，來降低汙名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也顯示臺灣中國二代希望如同外省人後代，能被納入臺灣人主體的渴望。」

「穿越臺灣海峽的經驗讓旻燁傷痕累累，她在蒙混過關、認同展演的同時，也被迫要跟背景相似的中國學生保持距離。這樣的身分管理策略類似社會學家所說的「防衛性的他者化」（defensive othering）或「內化的種族主義」（internalized racism），這些概念描述的是，當邊緣化的群體難以正面挑戰主流群體的種族歧視時，經常刻意地與同族群人士保持距離，甚至內化主流社會眼中對我群的負面形象。。如同在旻燁的例子裡，儘管社會科學的訓練告訴她種族主義實為一種社會結構，她仍不免歸咎於個人，責怪自己當時「白目」、「張牙舞爪」，她冷眼觀察的陸生形象映現了她渴望揚棄的少時自己。」

「調墊中國身分尺度
臺灣中國二代要以「一邊一國」的方式定義雙文化認同，在兩岸衝突的狀況下，並不容易得到臺灣社會支持。再者，我在前面已經提到，地緣政治汙名的生產涉及鉅觀與微觀層次的壓縮，以及個體與群體、局部與整體之間的尺度混淆，如少數移民的失格行動（如恐怖分子、武統網紅）被擴大為整個群體（中國新移民及其子女）的標籤化。因應以上，我們的臺灣中國二代受訪者中，部分人發展出創意策略，重新調整、定位他們的中國身分尺度，爭取多元文化的利基。換句話說，他們透過地理學所說「調螯尺度」，來鋪陳一個去政治化的多元文化敘事

他們的做法又可分為兩種不同方式，其一是「降低尺度」（scaling down），將中國背景定為在城市、省分，而非政府、國家，以及「提升尺度」（scaling up），把中國經驗連結到全球城市、世界主義，以迴避國家層次的地緣政治衝突。」

「有些臺灣中國二代的認同敘事企圖與國家領土尺度脫鉤，將中國身分連結到「漢人」、「華人」或「華夏」的文化身分，甚至包含全球華人。劉俊良的受訪者火生，便用「中華民族（人）」這個想像共同體框架來包含自己與其他臺灣人，讓自己不至於感到被排除，並能與「中國人民共和國」區辨開來。」

「這些臺灣中國二代建立不同類型的敘事來重新定位自己的中國身分，企圖幫助他們保存與中國連結的情感或多元文化價值，同時迴避陷入兩岸政治的拉扯。採取這樣的身分管理策略需要一定的前提條件：這些受訪者較多來自中產階級家庭，或是與中國親戚有較強的社會網絡與情感連繫；母親通常來自比較發達的城市（如上海、蘇州、廈門）或沿海地區（如福建、海南島）。
我們也看到，重新調整尺度的認同策略仍面臨局限，包括許多臺灣中國二代本身對於母親家鄉與文化的認識有限，以及在地緣政治緊張、中國認知作戰的迷霧陰影下，臺灣社會要將中國文化視為多元文化的一環仍有困難或爭議。」

「建立在地認同與跨族群連結
與其努力調解臺灣人和中國人身分之間的衝突，一些受訪者積極尋求建立超越二元框架的新認同。這種認同工作對於一點五代移民來說尤為重要，包括那些在中國出生和成長，以及來自新移民先前婚姻的繼子繼女。中國口音讓他們的背景差異很雞隱藏，在日常生活中容易被指認、區分，甚至是歧視。
許多人便試圖以地方來定位他們的臺灣認同。有些臺灣中國二代也透過與東南亞新二代的橫向連結，用不同的框架來建立歸屬感與社群連結的基礎。」

「臺灣海峽日漸升高的地緣政治衝突與戰爭風險，讓夾在中間的中國新移民及其子女，在臺灣容易遭遇對其政治忠誠或國族認同的猜疑。兩岸婚姻子女因而發展出不同身分管理與劃界策略，以在充滿張力的認同政治中安身立命，或在擴展中的多元文化地景裡取得一席之地。有些人試圖忽略、淡化、甚至掩飾他們的中國背景，如透過改造口音或使用臺語、改寫生命故事、避免使用中國用語或社交平臺，來跟中國劃清界線，並彰顯自己「臺灣人」的多數認同。有些人運用「調整尺度」的敘事，重新定位他們與中國的社會與情感連帶，包括降低尺度、主張基於城市或省分的多元文化，或者是提升尺度、標榜與世界、華人的連結，試圖柔化「中國人」與「臺灣人」的界線，讓他們得以穿越，而不至於引發被排除的後座力。

相對於臺灣東南亞聯姻，兩岸婚姻的媒合管道較為多元，臺灣男性因在海外工作或求學而認識中國女性的比例也比較高。階級對於二代認同有不同的影響。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的臺灣中國二代普遍更有動機、也更容易隱藏移民背景。不過，由於來自中國大都市的中產階級母親，有較多資源可以經常返鄉、維持跨國連繫，她們的孩子也更可能採用「調螯尺度」的策略來重新定義他們與中國的連結。此外，我們也需要關注臺灣中國二代內部的世代差異。本書的受訪者多出生於二〇〇〇年前後，更年輕的臺灣世代開始大量使用小紅書、抖音等中國網路平臺，他們看待中國的方式有何轉變，又如何影響中國移民子女的同儕互動，仍需後續觀察。

許多臺灣中國二代年輕人正在摸索建立他們的身分認同，包括與其他二代結盟，朝向跨族群的集體認同與社群組織。然而，不同族群背景的二代的連結並非自然而然，他們不僅在多元文化紅利的制度資源上有潛在的競爭關係，在象徵劃界的層次上也可能相互區辨。一方面，中國新移民子女可能標榜與東南亞二代的差異，例如凸顯父母為自由戀愛，以避免連結到仲介婚姻的階級汙名；或者，強調自己的家庭更容易融入臺灣社會，由於兩岸的語言文化同源，不像東南亞新移民的語言文化落差明顯，需要更多輔導資源。另一方面，東南亞新移民及其子女，基於地緣政治的汙名，也可能與中國新移民家庭保持距離、以免被連帶排除。跨族群的集體認同，仍是未竟之天，有待相互同理與結盟行動的發展。」

———

好啦。看完了！
其實我看他第六章談臺灣中國第二代子女，和最後結語問「誰是臺灣人」，感覺相當微妙。

是說這本我覺得和最近看的《兩張面孔的人》感覺可以一起看待。

尤其是《兩》裡面講到的，現在的好移民是以前的壞移民這段～

我記得小時候東南亞籍配偶承受蠻多污名化的，體感地位比中配低（？

但這本書讀完，覺得南向政策後，加上太陽花運動等，臺灣中國第二代看起來是更戰戰兢兢。

但話說看到他們很多自我描述的認同，就又覺得，嗯，很微妙⋯就也難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