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工作上有些和美國人來往的機會。在聯繫一個陌生人時，不太確定用詞風格，就先和認識他的朋友打聽。結果她回答：他就是一個'typical American guy'。
這讓我想到，我好像曾經自以為知道什麼是'typical American guy'。但總之最後我把這段交談交給chatbot，在AI的協助下完成了通信任務。

上個月也是因為工作關係，睽違多年再次踏上美國土地。只是非常短暫的交流，讓我想起美國人那猶如天性般的熱情與慷慨，以及這個世界為何不應該再把這視為理所當然。我的意思是，無論目前的政治局勢看起來像是什麼樣子，我感覺美國依然是一個樂於助人的國家，只是他也同樣不希望自己的付出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一個人需要在合理的環境，才能展現出自己良善的一面，我想國家也是類似的。

出差回來後去動了個子宮手術，臥床休養的時間，我突然想起2018年寫的米英小說The Last Victim（這是一個關於各種喪失生育能力的omega的ABO故事）。翻出來重讀了一次，發現竟然還蠻好看的。主因是這真的很不像是summerbee的作品，也許除了最後一段的結尾。不禁想著，若當時就有chatbots，就能在鑑識解剖、調查程序等面向更加核實。但如果當時就有chatbots，這個故事說不定也不會是由我這個人類來寫。

彼此看似無關的事件，導向相同的結論：在一個我能描繪阿爾弗雷德‧瓊斯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國家的時候，我做了當時能做的事，事後看來是一件非常、非常幸運的經歷。

幾年之後，逐漸水落石出的跡象是，比起脫歐對英國帶來的精神衝擊，美國重新在世界中尋找自己的定位，是一段更加貼近傳統成長課題的過程。一方面是因為英國自二戰以來已經找得夠久了，比起說是找不到，更接近於不願承認（但並不是不願前進）。而美國可以說是在一場自我規劃的戰場上搏鬥著，終點就像是Douglas Adams會寫的句型：等到我們釐清勝利代表什麼意思，就可以宣布我們勝利了。

以一個文學愛好者（倘若我還能如此自稱）的角度來說，我依然愛美國，或許還比以前更愛了。因為沒有什麼比受苦的角色更加吸引人、更加綻放光芒，除了陷入自我編織的苦難的角色以外。米英（與所有的國擬人）最吸引我的地方之一，就是他們存活的時間夠長，長到絕大多數的苦難都可以牽扯為自作自受的業報。在國家的層級，沒有太多無辜的天真，也罕有涇渭分明的善惡。而且任何批評與恭維，都至少準確過一段時間。

希望米英在一起的時間還有很長很長，超越我個人的性命長度。在這個充滿交易算計的時局，有些什麼直覺般的感情與舉動，是不需要理由的，本身就已經解釋了很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