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從經濟信用、社會階層關係、統治正當性進行分析：
一、 經濟政策：從「掠奪性崩潰」到「控制性穩定」
大陸時期（徹底失控）：
政策特徵： 無底線印鈔（金圓券）、行政手段強行掠奪民間財富（強制收兌金銀）、政策朝令夕改（承諾限額卻無限發行）。
結果： 政府信用在幾個月內歸零。民眾不僅失去財產，更發現政府是「合法的強盜」。這種「生存性恐慌」導致政權瞬間瓦解。
台灣戒嚴時期（矯枉過正）：
政策特徵： 記取金圓券教訓，國民黨在台灣實施極度保守的金融政策。利用從大陸運來的黃金作為新臺幣的準備金，嚴格控制通膨（如1949年發行新臺幣以1:40,000舊臺幣收兌），並實施高壓的物價管控與匯率管制。

權威流失原因： 雖然穩住了經濟免於崩潰，但這種「黨國資本主義」建立了龐大的黨營事業與特權階級。隨著台灣經濟起飛，民間中小企業蓬勃發展，國民黨對經濟資源的壟斷（如銀行牌照、特許行業）變成了阻礙自由化的絆腳石。民眾不再面臨「生存恐慌」，轉而產生「分配不公」與「特權剝奪感」，導致威權體制的正當性逐漸被侵蝕。

二、 社會階層：從「毀滅中產」到「被中產拋棄」
大陸時期（背叛支持者）：
現象： 金圓券風暴受害最深的是城市裡的公教人員、知識分子與工商業者（中產階級）。他們原本是國民黨最堅實的支持基礎，卻因為遵守法令兌換金圓券而落得一無所有。
結果： 國民黨親手切斷了自己的社會根基，導致知識菁英與城市居民在內戰末期迅速倒向共產黨或採取觀望。
台灣戒嚴時期（與支持者脫節）：
現象： 國民黨在台灣透過土地改革消滅了地主階級，並透過出口導向政策培育了「新中產階級」。然而，戒嚴體制下的萬年國會與報禁、黨禁，使得這個新興且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無法參與政治決策。

權威流失原因： 當年在大陸，中產階級是因為「變窮」而拋棄國民黨；在台灣，新中產階級是因為「變富且變聰明」，不再滿足於被家父長式的威權統治，進而要求政治權利。國民黨無法回應這些由自己經濟政策創造出來的階級的民主訴求，導致統治權威逐漸被挑戰。

三、 統治正當性：從「違背承諾」到「神話破滅」
大陸時期（信用破產）：
核心問題： 《金圓券發行辦法》中的承諾（如40%準備金、發行限額、凍結物價）全部跳票。且在上海「打老虎」（反腐）時，遇到權貴（如孔令侃）就轉彎，證明法律只辦平民不辦權貴。
結果： 政府不僅無能，且道德破產，民眾認定該政權已無可救藥。
台灣戒嚴時期（法理矛盾）：
核心問題： 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基礎建立在「動員戡亂」與「反攻大陸」的緊急狀態上。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反攻大陸成為不可能的空談（神話破滅），而台灣經濟的繁榮與社會的穩定，也讓「維持戒嚴」的理由顯得荒謬。

權威流失原因： 大陸時期的潰敗是「現實的崩塌」（錢變廢紙）；台灣時期的權威流失則是「理想與現實的落差」。當政府一方面宣稱實行憲政，一方面又長期實施違背憲法精神的戒嚴令；一方面講求經濟法治，一方面又有類似當年上海「打老虎」失敗的特權貪腐（黑金政治），民眾對體制的信任便從「恐懼服從」轉變為「理性批判」。

總結
國民黨在大陸的潰敗是「急性休克」，而在台灣的權威喪失則是「慢性病變」。
依據這份歷史記憶顯示，國民黨在大陸因為金圓券的發行，展現了極度的掠奪性與無能，導致在短短一年內全面崩盤。遷台後，他們雖然記取了「經濟崩潰會亡國」的教訓，成功穩定了物價與經濟，但政治結構上的封閉與特權本質並未改變。這使得他們在台灣雖然避免了像金圓券那樣的瞬間毀滅，卻因為無法適應由經濟成功所帶來的社會變遷，最終在民主化的浪潮中，如同當年失去大陸中產階級一樣，逐漸失去了台灣社會主流民意的認同與絕對統治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