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合前述「金圓券崩潰導致統治正當性喪失」以及「戒嚴時期權威流失」的脈絡，我們可以發現，國民黨走向靠攏中共，本質上是為了在失去台灣本土政治主導權後，尋找外部槓桿以維持自身政治生命的結果。
這一過程可以分為四個關鍵階段：
第一階段：從「法統」到「被孤立」的焦慮（1990年代）
—— 尋找新的正當性來源
在前述分析中提到，國民黨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逐漸失去了「威權統治」的合法性。李登輝執政後期，國民黨分裂，本土派逐漸壯大（後來部分流向民進黨或台聯），而堅守「大中國意識形態」的外省菁英（非主流派）感到在台灣被邊緣化。
背景： 隨著民進黨崛起並主張「台灣主體性」，堅持「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的國民黨陷入論述困境。

轉折： 為了對抗民進黨的「台獨」路線，國民黨內的統派力量開始強調「一個中國」原則下的兩岸連結。此時雖未完全親共，但已開始建立「九二共識」作為對話基礎，試圖證明「只有國民黨能處理兩岸關係」。

第二階段：失去政權後的戰略大轉向（2000年－2005年）
—— 「聯共制臺」的成形
2000年政黨輪替，陳水扁（民進黨）當選總統，這是關鍵分水嶺。國民黨首次淪為在野黨，這讓他們產生了極大的生存危機感。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民進黨政府推動「去中國化」與台灣正名運動。這觸犯了中共的底線，也觸犯了國民黨核心層的意識形態（中華民國法統）。於是，國共兩黨在「反對台獨」這一點上找到了共同利益。
2005年連戰「和平之旅」： 這是最具標誌性的事件。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中國，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會面，達成「連胡五項願景」。這標誌著國共內戰狀態在形式上的結束，也確立了「國共交流平台」。

戰略意義： 國民黨繞過當時的民進黨政府，直接與中共建立溝通管道。國民黨開始扮演「兩岸買辦」或「代理人」的角色，向台灣選民訴求：「投給民進黨會有戰爭，投給國民黨才有和平與紅利」。

第三階段：馬英九時期的經濟依賴（2008年－2016年）
—— 複製「精英主導」模式
馬英九執政時期，國民黨全面落實親中路線，試圖透過經濟整合來解決政治分歧。這一段時期的操作手法，與當年在大陸發行金圓券時的思維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菁英決策，忽視基層分配」。
經濟掛帥（ECFA）： 國民黨認為，依靠中國龐大的市場可以拯救台灣經濟。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開放陸客來台。
買辦階級的形成： 如同當年發行金圓券時，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兩岸紅利主要被大財團、太子黨（跨海峽政商聯盟）壟斷，一般台灣民眾（特別是年輕人）不僅沒感覺到變富，反而因房價高漲、薪資停滯而感到被剝奪。
馬習會（2015）： 兩岸領導人在新加坡會面，將國民黨的親中路線推向最高峰，但也引發了台灣社會對「被統一」的巨大恐懼。

第四階段：核心價值空洞化（2016年至今）
—— 陷入進退失據的困境
隨著2014年太陽花學運爆發，年輕世代拒絕了國民黨的親中經濟路線，國民黨再次失去政權。
論述困境： 中共在習近平時代對台轉趨強硬（不再只談讓利，而是談一國兩制）。國民黨不敢得罪中共（怕失去溝通管道的優勢），又不敢得罪台灣選民（怕被貼紅色標籤）。
自我邊緣化： 為了維護國共交流平台，國民黨在香港反送中、軍機繞台等議題上表現軟弱，甚至出現替中共辯護的聲音。這使得國民黨在台灣主流民意（特別是抗中保台的氛圍下）中，看起來越來越像中共的附隨組織。

總結：為什麼會發生這種轉變？
如果對比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歷史（金圓券事件），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深層的行為模式：
依賴外部資源而非內部民意：
當年： 依賴美國援助與發行空頭貨幣（金圓券）來打內戰，而非進行土地改革爭取農民支持。
後來： 依賴中國共產黨的經濟讓利與政治善意來打擊民進黨，而非進行本土化改革爭取台灣年輕人支持。
階級利益的重合：
當年： 國民黨維護的是權貴資本家與地主的利益。
後來： 國民黨維護的是往來兩岸的台商、買辦與傳統統派菁英的利益。

意識形態的僵固：
由於《中華民國憲法》在法理上仍主張對中國大陸的主權，這使得國民黨在邏輯上無法接受「兩國論」。當民進黨走向「台灣獨立/一邊一國」，國民黨為了捍衛「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法統，反而必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聯手，去打擊「台灣獨立」。這是一個基於民族主義法統的弔詭結果。
簡而言之，國民黨是因為在台灣內部的民主競爭中失敗（權威流失），為了生存與反擊，選擇飲鴆止渴，轉而向曾經的死敵（中共）借取政治與經濟資本，最終導致自身的政黨屬性逐漸「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