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與國的位階上達成的「和解」，事實上忽略了社會面的「傷」與個人層次上的「各式經歷」。而這也導致1990年代開始，由朝鮮、台灣等國慰安婦聲援團體代表向日本提起個人賠償請求的訴訟戰。因此，在1965和解體制下，慰安婦作為一種政治身份，始終找不到發聲位置。

必須強調的是，在原初的「賠償包裹」中，河床淑與裴鳳岐的處境，較爾後持有南韓籍身份的倖存者更加艱困。她們或許被納入南韓「國仇家恨」的敘事裡，然而，在政治身份上，卻不具備坐上日韓1965年談判桌的資格——因為當年的她們，並不具備「南韓國民」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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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被視為鐵板一塊的慰安婦，因為戰爭歷程下的「跨境」與「受困」人生，出現了追討賠償路塗上的差序格局。河床淑與裴鳳岐的聲音被徹底壓抑。在1965和解體制下的慰安婦們，轉而共享進入和解的「死胡同」命運，被遺落在賠償與道歉的目光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