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橋牌社》中的一名角色：許芷伶，是白色恐怖受難者的家屬，她的父親許世奇在遭受酷刑後出賣了另一位受難者高建昌。《綠島》中的主角和許芷伶類似，她們的父親同樣是受難者，卻同樣也出賣了他人。

許芷伶的父親許世昌很快就自殺，徒留多年問號和傷痛給家人。而主角的父親蔡醫師，看似保住性命，沒有家破人亡。事實上，國民黨的迫害並不因此結束，監視依舊，時不時仍被當局叫去，蔡醫師不斷承受者國民黨所給的壓力。他同時承受者雙重精神折磨：被國民黨的箝制監控抓得喘不過氣的恐懼，和出賣朋友帶來的良心虧欠。許世昌藉著自殺得到快速解脫，蔡醫生則是用了餘生在忍受凌遲。

蔡醫師所受到的磨難自然也影響了他的家人，蔡家人面對蔡醫師長達十年的空白與缺席，再度重逢後卻迎來靈魂破損的丈夫、父親，人事已非，很多的衝突不斷在蔡家人間製造大小的傷口，國民黨藉由遭受迫害的蔡醫師，又狠狠迫害了蔡家人一次。

主角恰好是1947年二二八屠殺的時刻出生，她的人生便是台灣的近代史縮影。她才甫出生沒幾日，父親蔡醫師便被抓走，音訊全無長達十年。也是因為主角是家中唯一未見過父親從前模樣的孩子，所以主角與蔡醫師的父女親情也顯得特別。父親這邊格外關注么女，原因是獨獨她對自己這個父親的認識是一張白紙，可以少去擔心她對父親形象評價的顧慮。女兒則是對父親既陌生又好奇，更多是不諒解父親許多看似不理性的行徑。

但當主角長大遠嫁美國，成為人妻人母後，卻發現國民黨的毒手依舊遠伸海外，她居然也面臨到類似父親當年的困境。而在幾番顧慮猶豫，心情如冰如火的折磨後，她痛苦地發現她也做了和父親一樣的事，也成了手帶血腥的背叛者。國民黨反覆用著同樣的手法，先對一名受害者施以迫害，然後將刀子塞進受害人的手中，命令他們將刀子刺向更多的受難者。

故事從1947年開始，到2003為尾聲。國民黨的威權的毒手隨著解嚴後而日趨衰弱，不知是不是作者的刻意安排，時值SARS肆虐，蔡家人被困在被封院的和平醫院，而下封院令的正是國民黨籍的台北市長馬英九。這是故事中最後一次，國民黨有意無意再傷害一次人民，盡管力量已經減弱不少。

其中有幾個部分的情節令我印象深刻：
當蔡醫師終於從牢獄釋放回家後，與長子初見面的情形，蔡家大哥剛從八二三金門戰場回來，身穿著國民黨軍服的兒子與受國民黨迫害的父親。兩者充滿諷刺的重逢場合，即使只有短短幾行，也能夠感受到蔡醫師心中洶湧翻騰的情緒。

主角的父母成長於日治時期，當他們有私密的話題時便使用日文，而到了主角這一輩，手足間則用台語來訴說不欲人知的事。當主角的甥女單純地對主角姊妹倆說「不要說台語，說國語！」時，不禁佩服作者輕描淡寫便將文化抹殺造成的斷層生動的表現出來。

白色恐怖時期，不少台灣人流亡國外。國民黨的特務找上主角，要求她配合。直到那位流亡的朋友失去生命，主角無論再怎麼自欺欺人，都無法改變她的作為，她在那一刻和她父親起了共鳴。一種無能為力的悲哀與終生無法消除的悔恨將持續糾纏著她。

到了2003年，主角回到台灣，那位朋友的女兒成為了歌手，在一篇訪談中提及白色恐怖受難者家屬的身分。整篇訪談流露著一股生硬，對於父親的死，她自然有怨恨，但最後卻轉變為「人要往前看」之類制式的結尾。即使解嚴已經過了好幾年，黨國陰影卻猶在，受害者仍無法暢所欲言。

以台灣人的角度來看，《綠島》是個極富情感的作品，作者楊小娜的筆法很細膩，沉重卻有省思，她所描寫的一景一物生動到彷彿進行了時空之旅，回到曾經有過黑暗年代的台灣。跟著裡面的角色一同走過那段提心吊膽，恐懼壓抑的歲月。結尾停留在2003年，那個年份對台灣而言是特別無助又絕望的一年，已經走過白色恐怖的年代，前方卻仍茫然。看完之後我有點好奇，假如主角繼續敘述她的人生，很想知道她會怎麼述說接下來十七年的發展(現在是2020年)。或者我們也可以繼續接續說下去。

作者的訪談和書本宣傳影片：
從學中文開始，從頭爬梳台灣歷史的自我認同之路——專訪《綠島》作者楊小娜《綠島》楊小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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