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後者的論點引人入勝：「……如同阿拉伯之春於2011年提醒眾人，即使全球面臨經濟不景氣，政治以及經濟自由的理想還是不失其重要性。各地方的人依然憧憬自由。改變的，是獨裁的『性質』。今日的獨裁者以及威權統治者，已經比從前精明老練靈活太多了。壓力漸大的時候，最聰明的獨裁者不再把自己的國家變成警察國家，也不再鎖國了；相反地，他們學習而且適應新情勢。民主的進逼迫使數十個專制政府不得不從事新實驗、使用有創意及狡詐的伎倆。現代的獨裁者練就了繼續掌權的新技巧、方法、模式，把獨裁制度帶入新世紀。」

對我而言，初次出版於1941年的前者卻始終言猶在耳：
「……常見的誤解或許也是最危險的一種，那就是認定像希特勒這樣的人之所以能獲得掌控整個國家的巨大權力，完全只憑藉著他的狡黠與欺騙手段，他的組織是以武力獲取統治權，而所有受統治的人只能視為遭受背叛與恐怖酷行的無意志個體。

數年後，這些論點的謬誤已變得十分明朗。我們不得不承認數以百萬計的德國人迫不及待想交出自由，並不亞於他們祖先當年爭取自由的熱切程度；也就是說，這些人不想要自由，反而想辦法逃避自由，另外更有數以百萬計的德國人對此問題漠不關心，他們不認為自由是值得努力奮鬥、甚至付出生命來捍衛的東西。我們也認識到這類民主危機不僅是德國人與義大利人才會面對的問題，而是所有現代國家都會遭遇到的相同困境。人類自由的敵對陣營究竟打著什麼旗幟其實並不重要：反法西斯主義對自由所造成的危害，並不亞於徹頭徹尾的法西斯主義 。

約翰．杜威曾大力陳述這項事實：『對我們的民主政體造成最嚴重威脅的，並非其他極權國家的存在，而是存於我們自身的態度，內建於我們的組織和制度，使外國的外在權威、紀律、規範和對領袖的依賴佔了上風。真正的戰場其實就在我們身上，內在於我們內心與我們的體系之中』。」

是的，獨裁者是會進化的，但是將所有的責任推給獨裁者的進化論是無濟於事的。重要的是，我們永遠必須回過頭檢視我們的心思為何輕易就被俘虜。歷史已經告訴我們，自由近在眼前的時候，人不一定會向前狂奔，也有可能猶豫不前、甚至轉身逃避。

埃里希‧佛洛姆意味深長的問題是：「除了對自由具有天生的渴望，人是否也在本能上有對『順從』的欲求？……否則我們如何解釋當今竟有這麼多人自願服從領導者？再者，人們服從的對象是否總是具體化為外在當權者，還是包括某種已內化的權威，如義務或良心、內在驅力，甚至如公眾意見等無名的權威，對於這些服從，人們是否從中得到某種隱微的滿足感？」

從埃里希‧佛洛姆到漢娜鄂蘭，他們都沈重地承認：經濟與社會問題確實導致法西斯主義的存在，但是，使法西斯國家的人民甘願放棄自由的，畢竟還有人性的因素。

這不是對被害者的檢討，而是對人性的防空演習。我們的社會始終欠缺的那一場轉型正義，不只應該發生在法院、那些對所謂「兇手」或「主謀」的罪與罰與蓋棺論定。

它真正應該處理的，其實是我們對自身、甚至社會集體潛意識的認識力與控制力。追求自由的路上，如果我們不曾想過我們也可能逃避自由，或許便將錯過及早對自己心智有所鍛鍊的機會。

那些關於「如果xxx再次發生，我會……」的假設性問題，作為一個公民可能面對的道德困境、壓力難題，因此啟動的種種心理反射、自我閹割、甚至潰不成軍的人性……歷史都曾經上演。因此，如果此時此刻，我們仍習慣把全部的目光只投向獨裁者之獨，就很難看得清楚自己。

畢竟，當獨裁者不斷進化，我們必得進化；但不認識可能逃避自由的自己，有一天、如果有機會，就很難說，我們不會是逃避自由的獨裁者。而那真是我作為一個現代青年人，最深的孤獨與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