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達近 8 年的時間，陳湘妤的爸爸先是用零用錢和禮物為餌，要求女兒和他接吻；接著藉故撫摸、舔拭她的胸部和私處，或是用下體磨蹭身體；等她年紀稍大，爸爸甚至會在孩子的零食裡摻入安眠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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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回憶滿是憤怒、害怕和痛苦，在陳湘妤和姊姊成年後，兩人不經意談到過去的日子，姊姊跟她說曾在生活百貨看到門閂鎖，「就是那種可以鎖在木頭門上面，扣起來的鎖，姊姊說一個只要 30元。」

陳湘妤苦笑，媽媽曾經幫他們的房門換鎖，但她不小心弄丟鑰匙，最後被爸爸撿到，「從此我只要東西不見，都會非常焦慮，因為我一直覺得那是我的錯。而那時候其實只要一個 30 元的鎖，我就能保護自己。」

「熟人之間的性侵，對我們來說真的非常難。」雲林地方法院庭長王子榮表示，熟人性侵案中，受害者可能因為情感、經濟或利益關係依賴加害人，他經手的案件中，甚至發生過被害人遭侵犯後，仍可以與加害人如常相處；如果法官除了被害人的證詞外，找不到其他的證據，「這時候我們所受的訓練就是罪疑有利被告，如果沒辦法確定證據，我們可能就是往無罪的光譜過去。」

「所以會不會有些被害人就沒被看見？真的可能會有，那這怎麼辦？這是（司法）不完美的地方。」他坦承。

王子榮的說法直指一個殘酷的事實：部分性犯罪的案件即使進入司法程序，也可能因證據不足，最終加害者不被起訴或無罪。怡玲的經歷就是如此。

王子榮則以貪污案件舉例說明，通常檢察官會提出上百件被告違法的證據，其中包含證人的供詞、書證、匯款證明等資料，；相較之下，性犯罪案的證據平均才 6、7 項，這麼少的證據量要達到足夠定罪的門檻，很不容易，「性侵案還是需要證據，沒有辦法憑著感覺，就算你覺得（被告）很可惡、被害人很可憐，但當被害人開啟了陳述之後，裡面的東西都必須去檢驗。」

陳宗元指出，性犯罪案件對證據的要求，原本就比其他類型案件還寬鬆，「所以臺灣檢察官的平均起訴定罪率大概在 95%，但性犯罪案件定罪率大概只有六、七成」，中間這段差距，就是檢察官在起訴時已經是放寬心證，到法院之後，可能因為各種原因或法官不採信，又被認定無罪。

「你會發現為什麼不同案件有著類似的證據，結果卻完全不一樣，其實只是因為審理人員的感受不一樣。」陳宗元認為，這也是判決結果常被詬病的主因，過去在司法官學院受訓時，他們並未受過審理、判斷性犯罪相關案件的訓練，心證的形成都是透過經驗累積，「那個東西別人沒辦法教，只能在不同案件中累積自己的一套標準，說到最後其實就是一種感覺。

July（化名）的案子也以不起訴作結，她相識 10 年的好友、曾經的約會對象在違反其意願的情況下侵犯她，事後 July 質問對方「為什麼我說不要，你還繼續？」他竟付諸一笑「可是妳的身體很想要啊！」直到她反覆強調不要就是不要，對方才在 LINE 的對話中承認犯行、為此道歉。

但最讓 July 受傷的，是檢察官訊問的內容。「明明有對方承認犯行的對話記錄，檢察官卻一直問無關的問題：你們是砲友嗎？你那時候有男朋友為什麼要跟他發生關係？被告說你嫉妒他的女朋友，所以才告他，妳有什麼想法？」July 過去上節目談論性玩具的經驗，也被朋友視為證據提交出去，「她（檢察官）就問，性玩具是怎樣？被告說他從來沒有見過你這樣的女生，你什麼都很敢說，什麼都很敢做，他被迷得神魂顛倒，才會情不自禁做出這樣的事情，妳有什麼想法？」

此外，July 中午遭性侵，當晚先去驗傷，地檢署的不起訴書指出，以其未在當天立即報案，質疑是否有被強迫，她的律師張育瑄提出再議審查，高檢署即回覆「地檢署似有誤會」，但還是主張 July 事發後的態度不似受創，維持不起訴。張育瑄指出，被告藉由提供雙方過去親密的照片、強調 July 性開放的立場，以及兩人事後仍有聯絡等理由，試圖營造 July 並不符合典型被害人的形象，最後檢方也採信了。

為何檢察官和法官如此看重告訴人在案發後的反應？陳宗元解釋，性犯罪案件的證據太少，因此告訴人事發當下的情緒，會被當成關鍵的證據，完美被害人模板於焉出現，「然而，每個人面對恐懼的反應本來就不同，熟人性侵案件中被害人也可能會出現矛盾的舉動，這些都再再證明完美被害人模板是錯誤的想像。」

即使將告訴人與被告隔離訊問，或是在地檢署設置「溫馨室」，讓告訴人能在溫暖的特定環境內接受協助，避免受到二次傷害，但王子榮坦言，司法仍是非常不友善，「告訴人重新陳述自己的遭遇時，就是要接觸自己的創傷；最終走到審理程序時，可能還得面對檢察官和被告律師輪流提問，甚至被揶揄、攻擊，這些事情想到一定會卻步。」

Metoo 大浪襲來 接下來呢？

今年 5 月，臺灣爆發 Metoo 運動的浪潮，3 個多月間不少形象良好、位高權重的知名人士哽咽道歉、或是揚言提告、抑或消失在公眾視野。隨著討論熱度逐漸降低，那些勇敢在身上標記 #metoo 標籤的人們，有人選擇自我消化傷痛、有人還在思考下一步，有人在體制內的求助已告一段落。

如果有人有類似經歷，正猶豫要不要提告，會給對方什麼建議呢？「我會很坦白地告訴對方我的過程有多難，會有很多不舒服，有多痛苦，它不是一條容易的路。」怡玲說，「但最後要做決定的還是你自己。這件事情的本質是有人侵犯了你，把你的一些能力奪走了，你會覺得一切都失去掌控，但你要慢慢學會做決定，慢慢找回自己的主導權。」

@radfemterf - #MeToo 之後呢？這些女人要面對的不只有脫口而出後的輿論風暴，還有接踵而...@radfemterf - 看了周宜賢對 的辯駁，我覺得人們對性侵受害者會有的防衛機轉反應了解單薄到可憐...@radfemterf - #高師大性平會 #高雄社會局 #MeToo 雖然開始使用推特就是因為知道基女...

基進女性主義的強暴論

在我國，1999 年刑法修正開始採取「意願模式」，而強吻襲胸案、女童性侵案等一系列的案件引發的爭議則顯示，傳統狹隘的強制概念與男性異性戀中心觀點的性定義，只是被輕微修正而已。我們究竟應該依循原已採取的意願中心改革路徑，進一步採取修正的意願模式、強調真正自主意願的積極與脈絡性，以避免傳統強制模式的不能抗拒鬼魅借屍還魂，或者應該改採修正的強制模式、將強制的概念理解為不平等權力關係的運作，以避免意願模式的個人化缺點？是否應該取消絕對的年齡區分、改採性自主決定能力的實質判斷標準；或者為了避免法官的恣意認定，而選擇繼續維持絕對的年齡區分？這是不容易回答的問題，我也尚無定見。

無論採取何種取徑，可以確定該做的是：強迫懷孕應該被納為強暴罪的加重結果犯；應該重新劃定 B（合法與不合法）與 C（強制與猥褻）的區隔線，取消「強制性交」、「乘機性交」、「利用權勢性交」的三分架構以避免強制概念的混淆，廢棄充滿性道德意涵的猥褻概念、捨棄性交的男性異性戀中心定義，從被害者觀點重新劃定性侵害的內涵與程度分類。

對抗性侵害的法律，必須要對抗法律上的知識權力關係：讓女人能夠對於「何謂性」這個問題發聲，並且使其對於性的定義在法律上具有意義。因此，性侵害不應是由「對一般男人而言怎樣算是享用了女人」、或是「對一般男人而言怎樣算是激發了淫慾」來界定，而應該由「對女人而言怎樣是在性上被侵害了」來重新認識並評價。我們必須打破環繞插入的性交想像、性交/猥褻的二分，也必須重新界定合法的性與不法的性之間的區分；應該以實質的性決定能力與條件來界定強暴，不再將「沒說不」等同於要，也不能將所有的「要」都當成是自主同意的結果，因為「要」也可能是被迫的結果。合法的性是在自主且平等的條件下積極合意的性，而非一方的強制與她方的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