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接受了中共自我定义的党话以后，既无法清楚地向党文化之外的人表达自己的意思，也难以听懂党文化之外的人说话的真正含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人权”这个词的不同理解。人权是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当一个西方人谈到捍卫人权的时候，他关心的是普通人的权利不受政府的侵害。同理，当一个西方人跟中国人谈到人权问题的时候，他是站在中国人民的一边而不是中共政权的一边，这时一个正常人应该对他表示感激才对。

党话还具有吸纳性和能产性的特点。吸纳性是指中共擅长把正常人的话整合收编，化为己用，甚至用别人的批判往自己脸上贴金。中共无耻地窃取人类历史上一切文明成果为自己辩护。“爱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德治国”等本应具有美好意义的语言，被中共长期盗用，现在我们几乎无法正常的使用这些语言而不引起反感。

党话的抽像性方便了中共按照其政治需要对语词随意解释。如果使用的语言太具体、直白，大家都看得懂，中共就没那么容易蒙混过关了。抽像一些，大家都含含糊糊，中共就可以随意解释。毛时代“社会主义”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邓上台的时候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江时代可以让资本家入党。那么，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其实说白了——凡是共产党搞的，都是“社会主义”。

这个现象非常典型。中共谎言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畅通无阻，跟党话的抽像性和诡辩性关系甚大。中共历史上历次政治运动，都出现过这种现象——不相信亲情、友情这些天然的伦理感情，甚至不相信自己的亲身体验，而去相信极端有悖常情常理的共产党的理论。文革时多少父子反目、夫妻成仇的人伦惨剧就是这么造成的。

人们一方面出于恐惧和遗忘，另一方面无法否认中共关于“阶级本性”的抽像说辞，慢慢地就开始相信真的存在一个地主阶级，这个阶级对贫苦百姓欺凌压榨，要想过上好日子，或者把他们赶尽杀绝、或者让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

中国北方农村在中共的所谓“土改”前有着非常和谐的宗法关系，根本就不存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地主和雇农是一种合作互助的关系。可是共产党来了之后，除了煽动、支持当地的地痞流氓造反，就是灌输给农民阶级仇恨。大多数人虽然一生中也没有见过中共描述的“地主恶霸”，可是中共诡辩说，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本质”，所以“个别”普通农民的亲身经历无法动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结论。

中共党话却异常抽像含混。党话的高度抽像性使中共很容易地偷天换日，翻云覆雨，玩弄诡辩蒙骗国人和世界。中共把这套党话强制性地灌输给知识份子和普通百姓，往往能够达到使人们宁可相信中共繁琐艰深的意识形态话语也不相信自己的常识性判断的地步。

正常人的话往往是具体可感、易于理解和把握的。中国古人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一个人不管有多么大的抱负，都要从最基本的洒扫进退、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做起。正统的信仰和道德体系，往往都用明白浅易的语言表达，比如“摩西十诫”里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等标准，非常具体，并不需要多高的教育程度，人人都可以理解并实践。

如毛泽东和邓小平一些“我是流氓我怕谁”一类的表白，就激起了很多人对强权的崇拜。中共将军朱成虎“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也要和美国打一场核大战”的论调，前国防部长迟浩田“清场美国”的言论，就是中共假装“不经意”地透露给外界，既试探他国的反应，又明确告诉对方它是一个亡命之徒，给对方造成心理震慑。

深层党话不具有形态上的特征，很可能就是大白话，但是因为赤裸裸地体现了中共极端残暴无耻的邪教、流氓特征，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只在中共核心集团内部流传。这类党话包括刘少奇说的“溜须拍马不好，但为了革命工作，就是好的，就应该做”，邓小平的“学生娃不听话，一个机枪连就解决了”，江泽民的“法轮功讲真善忍，可以放手打击”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共有时候让深层党话进入表层，来达到某些特殊的目的。